因为橙子，我知道了褚时健。
刚步入社会的时候，碰巧公司在玉溪有业务，就订购了一车橙子，给每个员工发一箱当福利。那个时候我带着女友(现在的媳妇)在外租房，饭后我们一人吃了一个看似普通的橙子——简直太好吃了！我清晰记得那个夜晚。本来都睡下把被窝捂热了，由于太回味这橙子的味道，我和老婆冒着寒冷爬起来，又吃了4、5个。后来我在《冬吴相对论》里听到一期关于褚时健的节目，但得知大家都把这橙子叫”褚橙“，而它背后的褚时健可谓一生波折，实在了不起。
上周，朋友圈被褚时健逝世的消息刷屏，媒体也铺天盖地报道，或惋惜、或哀叹。当然，也少不了各种是非争议。我无意参与其中，所以选择读一读他的传记，看一看他的一生，以此祭奠这名时代的勇士。
褚时健的一生
褚时健生于1927年云南省华宁县禄丰乡，一座名叫埃则的小山村。童年时期，由于祖上留下来的家业，以及父亲常年在外跑木材生意，他们家也算是个小地主了，相比村里其它几户人家，他的家境还算不错。
1942年，抗日战争早已打响，他的父亲管理着禄丰的一小段铁路，之前由法国人修建的滇缅铁路，日本人为了切断中国政府的物资输送通道，想方设法要把这里炸掉，而他的父亲也在此期间被炸伤，一年后变撒手人寰。褚时健作为家里的长子那年15岁，被迫成了顶梁柱。他一个人经常要将700多斤的玉米拿来烤酒。也正是这个时候，他的商业天赋显现了出现，他烤酒极度认真，同时核算原材料、木材、发酵时间、酒的质量，把一切生产过程量化，导致他酿的酒居然比之前的酿酒师傅还好。尽管没了父亲，家境由盛转衰，15岁早已懂事的褚时健深知要为母亲分担家务，基本放弃了学业，打算从此就在这个小山村无忧无虑的生活下去。
褚时健还有两个堂哥，读书非常厉害，其中大哥就读清华，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可全是真材实料啊。他大哥深知这位堂弟才学过人，如果因为家境而从此埋没在这小山村里太可惜了，再三劝说他出去读书，而母亲把一切都看在眼里，支持儿子读书。就这样，1944年褚时健来的了昆明读初中，当时西南联大成立(清华、北大、南开合并而来)，全国超一流的名师教授聚集于此，很多大学老师迫于生计会兼职去中学讲课，成了褚时健学生时代最好的启蒙。后来在堂哥以及各种社会名流的思想熏陶下，加入了共产党，而共产主义也一直称为他最坚实的信仰。
1948年结束学业，机缘巧合加入了游击队，那个时候作为大后方的云南还没被解放，他们的敌人主要是老蒋。此间，为人坦诚的褚时健结识很多患难之交，因为他做事爱动脑，不莽撞，但雷厉风行，很受领导赏识。两年后云南解放，但他的两位堂哥也在部队战斗中牺牲，家中年幼的弟弟也相继夭折。
战争结束后，褚时健之后顺理成章成了国家干部，他是个实实在在做事情的人，在征粮工作中表现非常突出。在工作中帮助了很多农民、同事，而他自己也在工作中相识了后来的妻子——马静芬。但后来的“反右”、“大跃进”等运动显得他与时代格格不入，那个时候的人们不会认真做事，只会“教你做人”。褚时健为人真诚，他根本不想为了报上去的数字好看，就去做些欺上瞒下、残害他人的事情。也正是因此，他得罪了那些“很会做人”的干部，作为一名“反右”组长的褚时健，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居然被划成了右派。
从此，褚时健被发配到农场改造，从一个农场转移到另一个农场，暗无天日。在那极为恶劣的生活环境和极大的思想压力下，马静芬对他的不离不弃成了他最大的精神支柱。此外，每每要被生活打倒了，他曾经帮助过的人总会想方设法拉他一把，甚至在他得疟疾快死的时候，偏偏遇到了曾经的老熟人是个医生，硬是将他从鬼门关拉了出来。有时候，命运，就是那么不可思议。
1961年，“大跃进”的崇高理想终于在人民的饥肠辘辘中被打破，而褚时健的右派“帽子”却只是被摘下来挂墙上，如果一犯错，还会被带回去。但不论如何他得以回到正常人的生活轨道，被分配到新平曼蚌糖厂做了一名副厂长。政商为零的他，估计自己也没想到居然有过人的商业经营才能，进入企业，从此走上开挂般的人生，在这里一呆便是16年。
他保持一贯的做事风格：认真细致、讲究科学、迷恋技术、追逐利润、把工人的利益放第一位。所以到了糖厂，他便开始各种计算甘蔗、水、烧柴、锅炉、工艺等等的生产成本，一算之后果然亏本，便开始对各个环节做改进。从人到设备，想方设法扭转生产力低下的局面。仅仅一年，糖厂净利润11.7万，这个企业之前连年亏损，但红糖是生活必需品，政府又不敢让它倒闭，只能硬着头皮死撑。
之后几年，在褚时健的带领下，糖厂效益越来越好，业务范围也越来越广。由于他是真枪实弹的做事，而且非常懂技术，工人们都服他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做事有谱气”。所以谁也想不到，在那个粮票、布票、肉票、各种票的计划经济时代，有一个偏远山区的小糖厂里，在一位厂长的带动下，他们食堂几户每天都有肉吃。
说来搞笑，“大跃进”不久后便是10年浩劫的文革开幕，这期间全国上下人与人之间各种猜忌、批斗、你死我活。但是，在同样充斥着“炮派”、“八派”的嘎洒小镇里，这位带着大家喝酒吃肉的小厂长，很明显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、搞投机倒把，况且“右派”的帽子还没摘下来，如此容易被搞倒的人，不论哪一派，居然没人去举报他，偶尔写个大字报还得赶紧去给他陪不是。
也许是命运的眷顾，褚时健便在这个小山区里与世无争地度过了全国动荡的16年。而这些年他对糖厂乃至整个新平地区的经济带动作用是有目共睹的，这里的人民非常感激他，尤其是厂里的一些老同事，成了忘年之交。
随着邓小平上台，恢复高考、拨乱反正、粉碎四人帮，褚时健的右派帽子算是彻底摘掉了，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者，早已被这些年的“斗争”磨灭了从政的心智，他还是一心想要留在企业，起码可以实实在在的做事情。所以1979年，在他妻子的选择下，一家人来到了玉溪卷烟厂，开启了人生最辉煌的篇章。
其实褚时健到了烟厂后，所做的事情和在糖厂是差不多的，无非是如何通过改进技术来节省升本、提高生产、创造利润，同时改善管理，调用工人的积极性。那个时代的人已经吃了多年的“大锅饭”，认真做事的人会被视作蠢(因为做多做少都一样)。所以褚时健表面上是在做企业管理，实则是对国家体制、对时代、对人民观念的一次又一次碰撞好挑战。比如从国外进口设备、工人计件工资制、要求卷烟+烟草+分销合并、与广东人串换，等等。无一不让领导头疼，而褚时健几乎每次都要通过签“军令状”来承诺税利，才得以让政府开绿灯。
无论如何，他呆在玉溪卷烟厂的这些年里，将一个连年亏损的落后企业一手打造成亚洲第一，世界第三，为国家贡献税收近900亿，那可是八九十年代的900亿啊！同时，由烟草带动的周边配套、公路、金融、农业等领域，振兴了整个玉溪。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，尤其是那个年代，从人民到政府，无一不感激这位了不起的企业家。
也正是在他最为辉煌的时候，不止是平日耿直的性格得罪了谁，还是国家的“明察秋毫”，又或者是时代交替的必然，褚时健被拉下水了！主要因为重大资产来源不明，说白了就是贪污受贿，褚时健自认为没有贪，因为很多和他有生意来往的商人早已飞黄腾达，看到一个亚洲烟王家中如此寒酸，送了他很多钱。多年后，褚时健也不想狡辩了，毕竟错了就是错了。
被押送至云南省二监后，依然有无数的人在外面为他奔走打点，让褚时健在监狱完全就是被特殊对待，工作清闲而且自由度也比较高。无数的社会名流络绎不绝的来探望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，并多少送给他一些钱，身为无期徒刑的他倒也无所谓这些钱了。不过几年后他保外就医，别人清点了一下，100多万！
出狱后的事情就众所周知了，75岁的他带着老伴儿归隐哀牢山，种起了橙子。他面对事业的激情依然没有衰减——要做就做到最好！这便是他面对晚年的态度，因此想方设法提高产品品质，平衡农民与企业的利益，从生产到销售打造一系列高质量的体系与制度。终于让“褚橙”走向辉煌。
对与错
褚时健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，他曾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大企业家，为中国创造的实际价值难以估量；他也是一名利用职务之便贪赃枉法的罪人，他的权利是国家赋予的，理应摆正自己的姿态。国家将其绳之以法，有错吗？
我只是一个30出头的年轻一代，没有尝尽人生百态，也未曾经历革命前辈的辛酸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客观准确地评价褚时健的对与错。我只能谈一谈自己的主观感受：对与错终究是相对的，褚时健的很多所作所为在当时是滔天罪行，放到现如今又能激起多少涟漪？
我认为褚时健是时代的勇士也是这个原因，他一辈子在斗争，他在和不同时代的人、事、体制、文化做着斗争。不论在糖厂还是烟厂，他一直在挑战众人吃“大锅饭”的观念；而与他人串换、搞计件工资，对当年的集体主义是莫大的羞辱；文革期间大家一心闹革命，他却一心只抓生产；他讨厌组织下达的右派人数比例，以及大跃进亩产万斤的思想，在他看来毫无人性，人浮于事。
也许正如他欣赏邓小平的那句话一样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我觉得，褚时健用他一生的实践证明了一条真理——法外有情！他一辈子都有贵人相助，只是他运气好吗？我觉得，是由于他曾也是那些人的贵人罢了。是他带领着那群曾今混吃等死的人们冲破体制的牢笼，扛下无数的政策风雨，让他们真的干出了一番事业。所有当褚时健有一天扛不住的时候，这群人有站了出来，和他一起扛。
我读到法院判决褚时健罪行的时候笑了，因为除了没收来历不明的资产400多万之外，还没收了合法财产20万。我笑的不是合法财产，而是这20万。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工作17年，全部工作80万，年均4.7万。与烟厂这些年为国家贡献的900亿税收遥相呼应，甚是讽刺。褚时健在后来种橙子的时候对农户说了句实话：“最大的监督力量还是工作绩效必须和个人收入挂钩，不然你牵只老虎去也没有用”。
也许一代烟王落马的背后，要比我想象的复杂的多，事到如今也没什么好翻案的了。但他为整个中国企业冲破的壁垒、树立的标杆、打造的品牌、传承的精神可是真真切切的呀。
我会永远记住他的原则：“做事，要有谱气！”
褚时健，原名褚时俄，中学时代自己改的名，意为：“天行健，君子当自强不息”。
